焦點專題(一) Focus | 表演藝術 線上有約

數位未來 改變你的表演藝術「觀」 表演藝術的記錄未來式

「Archive or Alive——劉守曜獨舞數位典藏研發計畫」雖是在攝影棚錄製,但也可讓此錄像與劇場空間疊合,就算作品已封箱,仍可在影像中再度重演。 (數位藝術基金會 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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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無法進劇場看演出的當下,許多創作者與團隊選擇將過往錄影開放觀賞,或舉辦新作線上直播,除針對當下觀眾進行宣傳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,表演藝術影像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:「研究者」,這廣義地包含了所有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。而現行的表演藝術記錄方式,其實難以滿足未來觀眾的需求,透過新科技如VR的介入,則能保留更清晰的「表演」細節。透過對不同技術的探索,不只是開發新的可能性,也是在反思過往表演藝術所習慣使用的記錄媒材,如何形塑人們對「真實」、「表演」的想像與認知。

二○二○年一開春,武漢肺炎疫情便肆虐全球。當演出紛紛取消,表演藝術一直引以為傲的「現場性」,開始被迫面臨巨大挑戰。許多表演藝術場館、團體與創作者,無論是為了留住觀眾,或是繼續爭取未來國際巡演機會,紛紛將過往演出的錄影上傳、舉辦新作的線上直播,希望在全球被迫暫停的此刻,繼續維持曝光度與運轉動能。

「把演出錄下來、線上播出」,是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中,最常見且直觀的應變做法。然而,除了針對當下的觀眾進行宣傳,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,表演藝術影像,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:「研究者」。所謂的「研究」,並不局限在狹義的學術領域,也廣義地包含了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,例如相關工作者、資深觀眾等等。這群觀眾觀看演出的時間,可能已經在首演的十年、廿年或甚至更久之後,於是,演出發生的當下,到底為了什麼記錄、記錄了什麼、怎麼記錄,便會形成未來的這群觀眾,所能接觸、理解過往演出的重要媒介。這群觀眾或許不在文化消費的立即性考量裡,卻是表演藝術能否在一個社會中持續深化的重要能量。

記錄演出的三種方式

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王柏偉,便以自身作為研究者的經驗,回顧在尋找過往演出的資料時,常遇到的三種記錄方式:首先,是資訊型的資料庫,此類資料庫通常只處理節目單上會出現的基本資訊(例如製作名單)與影片格式,對於需要大量回顧片段的專業工作者來說,這種說明書式的資訊並不好用:「例如我今天想要搜尋在某個戲曲作品裡有舞踏,我沒有辦法在資料庫上搜尋,只能大海撈針、一部一部影片看,很浪費時間。」因此,縱然有再多完整錄製的演出影像,但若沒有針對使用者友善的資料庫建制與搜尋系統設計,這些影像依然會散落在茫茫的資訊海中,而無法協助未來的觀眾建構出對表演的知識系統。

第二,是表演團體內部的錄影。王柏偉提到,由於台灣表演藝術資料庫建制並不完善,很多作品在資料庫中找不到,得向創作端詢問、調閱影像資料。然而,在過程中,時常會面臨到創作者的拒絕與抗議,主要是因為其錄影通常是為了創作上的修正,或是結案與申請補助,而不是為了公開,於是,會願意讓人調閱影像的創作者並不多。此外,「現場性」與「公開影像」時常被視為兩項互斥的因子,彷彿公開了演出影像,就會降低觀眾進劇場的意願,這也是研究者試圖取得演出錄像時會面臨的困難所在。

第三,是表演藝術評論。王柏偉認為,由於現今的評論常被期待要快速地回應作品,這讓評論不太有機會處理較為複雜的問題,對於作品的討論也沒有足夠時間發酵,這便讓評論所記錄下來的內容,通常較為片段且淺薄,而評論人與讀者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次透過影像,重新校正自己對演出的記憶。另外,評論跟作品之間的關係,時常受到評論人所處的時空所影響:例如九○年代末的評論,便受到後現代與台灣主體性等思潮影響,時常出現「台灣的身體」、「後現代的風格」等字句,然而,不同年代針對同一個作品,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談法,這些迥異的論述,更多時候是反應評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狀態,而不是作品本身。

藉由VR技術的介入,捕捉表演者劉守曜背部肌肉的抽動、重心的轉換等等,以此打開在觀看的視覺上是無意識的,但對表演者來說是有意識的決定。 (數位藝術基金會 提供)

更專注在「表演」細節上的記錄方式

於是,回到「為什麼表演藝術要做記錄」?王柏偉認為,做記錄不是為了要重現現場,做記錄是為了要讓「表演」可以被研究。表演藝術的影像記錄,是為了找到文字、理論、歷史沒有處理到的那些漏洞,讓已經不太有演出機會的作品,成為可被運用的史料,同時,也透過影像資料庫的建置,減低研究者需要重複搜尋的時間和力氣,變成是能夠強化、深化研究的助力,讓記錄的影像本身,成為一個資料結構,不只是對於短期的消費和宣傳有效益,而是對未來的觀眾而言,能產生具有脈絡且具系統性的表演知識。換言之,表演藝術的記錄,並不只面對著當下,其還具有另一個較長遠的維度——資料與知識的建構,而這意味著,表演藝術迫切地需要一個「研究導向式」的新型態資料庫。

在這樣新形態的資料庫中,除了需優化使用者搜尋方式(UX/UI)外,更關鍵的是記錄方式的選擇:王柏偉指出,當「表演」作為一門「現場藝術」(live art),如果只從「2D影像」的視角去記錄,可能會失去「表演」中許多細緻但獨特的時刻,例如表演者精神狀態的改變,或是在表演上某些關鍵的決定。因此,表演藝術在記錄上的重點,並不需要如同視覺藝術典藏般,以「完整重現物質」的考量出發,而是如何運用數位技術的介入,讓影像的記錄可以更專注在「表演」的細節上。

王柏偉進一步解釋,2D影像式的記錄,時常已經預設觀眾看到的角度,也就是正面面向鏡框式舞台,然而這種觀看視角,卻無法捕捉表演者許多細微的動作、身體的動力,或是塑造角色的肢體架構。但若使用VR技術,便可以呈現出從觀眾席看不到、但對表演是有意義的片刻,例如王柏偉與在地實驗近年來合作的「Archive or Alive——劉守曜獨舞數位典藏研發計畫」,便是藉由VR技術的介入,捕捉劉守曜背部肌肉的抽動、重心的轉換等等,以此打開在觀看的視覺上是無意識的,但對表演者來說是有意識的決定。此外,動態影像擷取,也可讓劉守曜從廿幾歲到卅幾歲的肉身,連貫在同一個影像裡,便可看出時間如何造成劉守曜身體技術的轉變,而透過去背與疊合,也可將劉守曜與空間在錄像中分離,因此,即便表演影像是在攝影棚錄製,也可讓此錄像與劇場空間疊合,於是,就算作品已封箱,依然可在影像中再度重演。

動態影像擷取可讓表演者劉守曜從廿幾歲到卅幾歲的肉身,連貫在同一個影像裡。 (數位藝術基金會 提供)

為未來的觀眾建構可用的資料

「技術會挑釁我們在觀看上的習慣,而VR在挑釁的會是視覺觀看的無意識。」透過對於不同技術的探索,不只是開發新的可能性,也是在反思過往表演藝術所習慣使用的記錄媒材,如何形塑人們對「真實」、「表演」的想像與認知。王柏偉表示,當數位技術可以將作品與時代背景分開來,評論與觀眾所處的時空背景與觀看脈絡才得以顯現,也才能突顯不同的時代對於同一個作品所產生的詮釋差異,且有資料基礎得以參照與校準。當然,3D、VR因技術與資金門檻,尚未成為普及的記錄方式,但王柏偉認為,技術的精簡與低價化,是遲早會發生的趨勢,重要的是記錄的方法論要成形,並透過開源的方式分享know-how,才能讓大量累積的表演藝術影像,對未來的觀眾來說,成為可被使用的資料。

針對疫情後的未來,王柏偉則認為,表演藝術在數位技術上的投資已勢不可擋,尤其當全球經濟因疫情產生撙節與經費縮減,全球化的國際移動也開始趨緩的情形下,如何運用數位技術讓表演作品產生更遠的傳播力,已是可預見的趨勢。許多資源勢必讓位給影像式的觀看,而且是小型的載體,例如手機、平板等。王柏偉強調,影像跟現場性並不是互斥的,反而會引發觀眾的興趣,尤其若表演團隊將資金運用在製作好的影片上,用心於鏡位、鏡頭語言與表演之間的相互呼應,此不僅是快速且有效地宣傳,也可以打開藝文影展類的觀眾市場。因此,表演藝術所強調「現場性」,要如何跟影像共處,將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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