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畫特輯 Special

我們起舞 叩問個體、群體與身體的關係 2019松菸Lab新主藝

胡鑑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 (張震洲 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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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二○一四年松山文創園區成立「LAB 創意實驗室」,作為藝術家的孵化器,提供資金、場地、陪伴創作顧問,至今已支持、培育了十二位創作者,今年度「松菸Lab新主藝」共有五十項作品投件,最終由胡鑑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、王世偉《群眾》與王宇光《馴順的我們》出線,叩問個體、群體與身體的種種關係,將於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演出。

2019松菸Lab新主藝

胡鑑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

11/29~30  17:00、20:00   12/1  17:00

王宇光《馴順的我們》

12/6~7  20:00   12/7~8  14:30

王世偉《群眾》

12/14~15  11:00、16:00

台北 松山文創園區LAB創意實驗室

INFO  02-27651388

胡鑑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  描繪愛情最美的時刻

作為編舞家黃翊的共同創作夥伴,胡鑑長時間是以表演者為觀眾所認知,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是他首支對外公開發表的編舞作品。

自言「從未要求過自己該成就些什麼」的胡鑑,坦承並未在本作中設立抵達的目標:「我是在跟舞者相處的過程中,不斷更動所有內容,舞者在過程中也會有自己的角色建立。最有趣的是,工作初期,我問昀正、孟庭:『你們會介意在我面前親吻嗎?』他們很自然:『不會啊。』——這決定了這個作品的主要面貌。」

他透過舞者林昀正、吳孟庭的自然相處,看見的是「關係」——這對胡鑑眼中總散發出柔軟溫度、正面氣息的情侶,交往了三年,「我想為一對關係正在進行中的戀人創作,在他們的關係中,我看見的是愛情最開始最美的樣子。」在創作過程中,胡鑑清楚看見這對情侶的關係有了微妙的拉扯與變化,「我一直覺得,不管哪一種愛,都會被時間沖刷改變,但我想保留某一刻的時間點。」

《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兩個人》從愛情出發,但企圖輻射出人與人之間「關係」的各種形式。胡鑑以看似浪漫、溫暖的情調,嘗試訴說的卻是美好故事的「背面」——那些生命中被隱藏起來的,各種複雜、精密的境況,是如何最終被時間模塑出如此窄索的、被壓縮過的「只有我們兩個人的地方」——對胡鑑來說,這地方是一個小房子,一片雲,一塊小小的、草地般的毛毯。

生活有時美好,有時爛泥,但頭頂上總有著靜默地觀看一切,發生各種劇烈變化的雲朵。胡鑑讓生活為作品塑形,透過季節時令與物件的轉換運用,構築不同的生活場景,「當一個人鑽到地毯下,地毯就變成了棉被;當一個人站在地毯的外面,就像站房間的外面。」他不刻意尋找創作靈感,不預設作品抵達的終點,包含音樂選曲也非強求而來,這些只是突然出現到他的生活中,「像是一種禮物。」

王宇光《馴順的我們》 (張震洲 攝)

王宇光《馴順的我們》  在牆上跳舞的不馴身體

《馴順的我們》始於王宇光在二○一七年的徒步旅行。那年離開雲門2的他決定去東海岸旅行,從花蓮火車站走向台東火車站,一個半小時車程的路途,他走了七天。在旅途中,王宇光知覺感官被自然放大了,身體也擁有了近乎動物性的純粹,他回想初衷:「長時間待在職業舞團,我想洗鍊我的身體——我想,如果只走路,我的身體會變成什麼樣子?」

「我想做一個挑戰身體的作品。如果舞蹈是日常身體的『不馴順』,舞台是表演者挑戰自己的空間,而我作為舞者,想進一步問:那什麼是舞蹈的『不馴順』?我試著從平面變成立面,讓舞者在牆面上跳舞,去思考舞蹈的可能性。」王宇光說。

在動作發展上,舞台設計的長篇幅結構,橫向延展寬幅十八公尺的岩牆,試圖改變舞者與空間工作的「馴順關係」。王宇光讓舞者運動的重心從地面轉移到牆面上的支點,創作過程中,他與舞者涂立葦、許誌恒、李尹櫻得進攀岩場進行每週固定三次的訓練,從運動科學的規範開始學習,這群舞者不只長出能停留在岩牆上的肌肉,也長出在牆面上移動的安全感,王宇光說:「唯有這兩者成立,他們才能在牆上『跳舞』。」

王宇光觀察,這三名舞者在牆上的舞蹈,展現了各自鮮明的身體質地,「立葦有動物野性的能量,在岩牆上像一頭跳躍的獵豹;誌恒像藤蔓,像植物蔓延,緩慢、穩定持續地生長;尹櫻就是一個有溫度的人,有別於動物或植物,她有能力讓觀眾看到她自己。」

而捲軸般的牆面不只挑戰舞者身體,也意圖標誌出人類歷史時間軸,岩牆上舞者攀爬的支點都有符號指涉,「從石器時代的石頭、木頭、鐵箭、工業革命、科技產品……我們不斷前進,靠支點移動,也代表了我們馴服於時間、空間……」王宇光說:「目前最大的困難是自己,如何打開框架,去挑戰新的可能。但我也會想,在克服的同時,我是否也給自己製造了另一個框架——比如在牆上跳舞也是一個框架——這個作品讓我不斷反省那個被馴服的自己。」

王世偉《群眾》 (張震洲 攝)

王世偉《群眾》  聚焦群眾運動中的「個體」

導演王世偉與編舞家/舞者田孝慈是舊識,《群眾》是兩人在二○一六年於法國編創的重製作品,當時田孝慈到巴黎駐村,與剛寫完博士論文的王世偉一拍即合,兩人延續王世偉對「法國大革命」的研究,從二○一六年法國版的雙人舞到二○一九年台北版的女性獨舞,蔓生出全然不同的樣貌,但更聚焦在群眾運動中的「個體」,王世偉說:「我想探討群眾運動中的個體孤寂與矛盾,呼應到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。社會運動不是口號訴求,我們必須要有行動,但在行動之前,我們得誠實面對自己是誰。」

《群眾》的身體參照是西班牙畫家哥雅(Francisco José de Goya)記錄十九世紀初「梅奧起義」和「半島戰爭」的一系列版畫及廿世紀民主運動的圖片等,從中發展出一系列的抗爭手勢動作,並透過Helmi Fita的煙霧、燈光設計與李慈湄的聲場設計營造出抗爭的混亂場景,四位創作者嘗試透過直接的身體感官質問:社會運動帶給人什麼樣的感動與失落?被壓迫的苦悶情感如何發展成表達意見的衝動力量,又怎麼轉化成抵抗鎮壓的暴力行徑?起身反抗的獨特身體為何會變成整齊劃一的政治姿態?揭竿起義的抗爭者究竟是意識覺醒的獨立個體,還是被意識形態操控的無名群體?

王世偉試圖以一種非男性沙文主義的角度出發,他說:「我沒有要極端、改變社會、正義聲張——這跟男性的那一面很不一樣,我想探討的是群眾運動內在的矛盾、複雜與辯證。」近年全球的社會運動如野火燎原,《群眾》是一面鏡子,要觀者隔著距離觀察在群體抗爭中的自己與他者——比如,觀看《群眾》,很難不聯想到彼岸正發生的香港反送中運動。但王世偉沒有要透過《群眾》影射,他更看重自己在當下所感受到的「距離感」,「我們如何從旁觀者的角度去間接參與——這等同於群眾運動中的孤寂。比如我們去遊行,走在街上,你會發現其實你並不跟其他抗爭者在一起,我們喊著一樣的口號,比畫一樣的姿勢,但心中有明顯落差,想著:我為什麼在這裡?《群眾》想工作的是這樣的狀態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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